这里说的地方政府，主要是指地方本科所在的地市级政府。如果说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程度是转型之“型”是否到位的基本标志的话，那么，“政校合辙”的程度无疑是转型之“向”是否正确的主要佐证。因为高校所在的地方，不仅是高校经济社会环境之所在，更应是应用之“用”着力之所在。地方政府既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者、引领者，也是最大的经济社会信息持有者。即便在最浅层的意义上讨论，不解决“政校合辙”问题，就难以解决高校转型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信息不对称的问题。因此，我认为，在重视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的同时，要高度重视“政校合辙”问题。用一句话概括就是：政校合辙决定转型方向，产教融合保障资源支持，校企合作推进专业建设。

　　或许有人会问，学校即使不是政府办的（公办）也是政府管的（民办），“政校合辙”难道还是一个问题吗？其实问题还真的存在。据我观察与分析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
　　一是公办高校一般都有与地市级政府相当的行政级别，民办院校虽无行政级别，但资产体量大，管理机关属于省教育部门，地市级政府和高校既无资产纽带，也无隶属关系，高校虽在地市，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。

　　二是地市政府主要精力放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上，对于高校，往往在维稳角度关心较多，对于运用高校资源服务地方发展认识还不够。当然还会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与高校的合作会是一种长线战略合作，如果地方政府施政有短期倾向，难免会对远期见效的事情有所忽略。

　　三是高校自身事务繁冗，应对转型要求主要是贯彻省级指令，更受认识和能力限制，尚无精力直面当下，主动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直接而具体的需求。当然有的专业有对接，有的专业也有很好的成果，但学校层面的整体对接似乎还不够。

　　要使“政校合辙”或增加“合辙”程度，建议在推动高校转型时，要协调和推动地市级政府对所在区域面临转型的高校给予高度重视，将高校资源的运用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，采取切实措施，助推高校转型，使高校通过转型反过来助力地方发展。特别对相应地市级政府提出以下建议：

　　首先，推动跨界对话和多部门联动机制的建立。应该认识到，对于“政校合辙”，高校还是有积极性的，因为高校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社会服务。综合性高等院校不因为自身有综合性而要求稍弱，要转到应用技术类型的高校理应要求更高。事实上，许多院校在服务地方方面是做了不少工作的，问题是所见的对接合作多具有自发性、偶然性、个案性，似乎都不是“政校合辙”大规划、大对接、大平台运作的必然产物。以皖西学院服务当地石斛产业为例，虽然高校技术领先，服务也有效，地方政府欢迎并支持，但学校与所在地政府之间却没有多少沟通，更没有形成机制。建议地方政府主动协同高校每年召开一次跨界跨部门对话会，参加部门和单位应包括发改、教育、财政、工信、农业、人社、行业协会、重点企业，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向院校介绍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，各有关方面提用人需求，高校提对接措施和请求支持的事项。

　　第二，鼓励和推动地市级政府设立高校发展专项基金，为转型和发展提供常态保障。就调研情况看，已知河南省驻马店针对黄淮学院设立了这种基金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有必要做追踪观察。我认为，要将基金设立当做推动转型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，花力气做好这件事。这就要求明晰基金的功能定位，做好制度设计。就功能而言基金是为特定高校转型和发展服务的，用基金可以签约外聘学校急需的双师型教师，使外部智力资源为己所用；可以礼聘客座教授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（转型不必一刀切，技术也需要学术支撑），提升学生通识教育水平；可以帮助本校教师外出参加高端培训，提升与转型相适应的业务能力。要实现上述功能就要使基金保持“蓄水”并且能够提升“蓄水量”，因此，除政府拿出的种子基金和每年新增的资金外，还要建立社会筹款机制，这就要求按照基金设立、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一套制度，保证基金设立和使用的透明与高效。

　　第三，鼓励和推动地市级政府在专业层面购买高校服务。专业和专业群转型是学校整体转型的基础，也是转型的指标性单元。地方要发展，当地政府最清楚重点在哪里，中长期规划中人力资源保障的方向在哪里。为了实现发展目标，本来政府也应该在人力资源保障方面做出切实规划，作出必要投入。当然校企合作包括了企业定制人才、购买服务的内容，但由于企业较容易追求短期效益，长期战略性人才培养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政府投入。因此，要推动地市级政府在跨界对话基础上，有针对性且系统购买当地所需的专业人才培养服务。

　　有了高校占比较高的专业层面直面地方发展的服务，高校转型之“型”，可谓形态初具了。